轉型VS設計
王秀雄教授1990年在臺北市立美術館出版《美術與教育》書中的專文〈資訊時代與現代藝術〉提出美術史有兩種研究方法:「外在要素研究法」(Extrinsic Methodology)與「內在要素研究法」(Intrinsic Methodology),以及將上述兩種研究方法合併的「綜合研究法」(Integrative Methodology),其中「外在要素」成為影響藝術創作的重要因素。而宏觀經濟分析所採用的「PEST」模型理論是將外在因素分析,分別就「Politic(政治)、Economic(經濟)、Social(社會)、Technology(技術)」四個構面互動之下促進市場發展的重要因素,同樣適用於文化、藝術、設計的發展分析;不管是市場經濟、社會發展、體育運動、文化藝術等,都是受到頂層政治力量的介入而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觀察全球市場經濟發展,總是伴隨著強權主導與政治考量的「經濟政治學」;再以體育運動為例子,「運動政治學」則是國際政治介入運動領域採用不同理念、策略及作法,而產生不同的效果;而文化藝術也無可避免受到政治的框架所侷限,伴隨著不同的政治時期所產生文化藝術面貌的「藝術政治學」。
台灣近代文明四百年間歷經荷西、明鄭、清領、日治至國民政府來台等不同時期的政權治理,其中1949年5月19日頒佈戒嚴令,宣告自同年5月20日起在台灣全境實施戒嚴,至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令總計38年56天,致使台灣政經建設、社會發展、國民教育、文化藝術莫不受到意識形態左右。戒嚴期間社會大眾幾乎人人「心中有個警總」,大家避之唯恐不及,怕去沾惹麻煩而不去碰觸政治議題。因此台灣社會在缺乏自由民主保護傘的支撐,面對文化藝術創作時不得不考慮無形框架,而無法開創出更加多元豐富的文藝面貌。直到1980年代隨著台灣政治團體開始醞釀、衝撞、突破原有的體制,文化藝術界才得以在此政治氛圍之下進行轉型發展。而1978年雲門舞集的《薪傳》描述台灣先民渡海歷史,展開「為跳中國人的舞,為尋自己的根」的文化覺醒;接續1985年3月1日表演工作坊推出的相聲舞台劇《那一夜,我們說相聲》,其內容遍及北平、重慶、台北兩岸的變遷,預告了突破政治侷限的黎明即將到來;其中最具關鍵指標的是1989年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電影,若無1987年政治解嚴的事實,恐怕難以在台公開播映。伴隨政治解嚴的腳步,1980年代可謂是台灣文化藝術轉型的關鍵年代。
●圖2:就讀國立藝專時與同班同學、也是後來妻子洪幸芳合影
探討王行恭(1947年~)(見圖1)身處在台灣設計發展歷程中的貢獻,根據「PEST」宏觀分析的面向,加以分析其設計作品的價值取向,主要可以歸結出「轉型」和「文化」兩個關鍵詞給予定位。首先是「轉型」(Transition或Transformation)具有多重意涵,1980年代是台灣從政治戒嚴至解嚴的政治轉型階段,而王行恭1970年從國立藝專美工科畢業(見圖2),先後在台灣廣告、劍橋廣告、國華廣告等公司從事廣告設計,之後前往西班牙、美國留學,於1978年返回台灣任職於台北房屋企劃部經理(見圖3);八十年代正值王行恭畢業與就業的人生重要階段,更是他在歐美吸收自由民主養分之後,帶著西方藝術設計的新知返回台灣推動設計轉型的關鍵時期。
再來則是中華民國政府於1974年至1979年間,為了要改善臺灣的基礎設施及產業升級所進行重大基礎工程的「十大建設」,八十年代台灣與南韓、新加坡、香港並列為「亞洲四小龍」,接著北迴鐵路全線通車、國家公園開始設立、民主進步黨成立等,其中最為關鍵的是1981年11月11日成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簡稱「文建會」),自此有了中央專責單位提供經費補助與獎勵藝文工作者和團體組織;頂層政策為台灣文化建設注入了新活水,台灣社會也從追求經濟成長開始邁向富而好禮、文化建設的社會轉型階段。另外原本設計服務主要協助企業、品牌市場行銷與產品商業廣告為主要目的之「商業設計」,由於八十年代台灣文化藝術展演的蓬勃興起,而逐漸開始有了「文化設計」服務需求的轉型發展。
最後則是早期台灣並無培養專業設計師的科系,許多設計都是由從事美術創作的畫家兼差,八十年代的王行恭與同儕正是走向專業設計師的角色定位之轉型階段,1981年王行恭更與凌明聲、廖哲夫、胡澤民、蘇宗雄、霍榮齡、張正成、黃金德、陳偉彬、陳耀程、徐秀美、王明嘉、劉開等17位專業設計師創立「台北設計家聯誼會」(見圖4、5),正是揭櫫「設計家」專業定位的轉型階段。正因為王行恭是處於台灣八十年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設計等不同面向的轉型時期,所以本文以「轉型」為經、「文化」為緯,交織出屬於王行恭個人的設計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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