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第一的雁行理論
1981年9月1日《天下雜誌》第4期訪問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1930~2020年)時提問「日本憑什麼第一?」也提出「臺灣該打成棒了!」的諍言,回顧這篇訪問至今超過四十年,另外不得不回想1979年傅高義所撰寫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Lessons for America)一書,認為日本經濟高速成長的主要原因是論資排輩的社會制度以及整個社會與國民的勤奮精神,這種特有的東方精神是美國人所應當學習的特質。他所出版的著作《日本第一》不但震驚美國而且轟動全世界,台灣當年行政院長孫運璿就指示購買《日本第一》分送給政府各級主管,希望大家參考研究看看日本到底有什麼長處?1991年傅高義再以過人的洞察力撰寫出版《躍升中的四小龍》,讓西方社會認識日本是掀起「東方世紀」的推動者之外,「亞洲四小龍」則是亞洲新興崛起的尖兵,再來則是中國大陸即將要扮演後來居上的重要角色;如果回顧匆匆而過的四十年亞洲經濟發展的光景,相應伴隨經濟與社會所需要的設計服務與創意加值,日本現代設計發展歷程就值得加以深入研究。
首先就宏觀經濟模型的「PEST」的分析理論而言,設計是經由「Politic政治、Economic經濟、Social社會、Technology技術」四個不同面向的外在因素所相互激盪交織而成的結果,日本二次戰後整體經濟發展與現代設計相輔相成,成為亞洲經濟與設計雙軌並進的雁行領航者,不管亞洲四小龍或是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與社會發展,都有受到日本直接與間接的影響,或是從日本的發展經驗學習了典範轉移。以日本在戰後藉由舉辦「Mega-Event大型國際賽會活動」,得以進行基礎建設、社會轉型、國際推廣與塑造形象的策略,其中又以1964年東京奧運會、1970年大阪萬國博覽會,以及接續1972年札幌冬季奧運會、1975年沖繩海洋博覽會等四個大型活動,分別位處在關東、關西、北海道、離島的國土區域發展與戰略布局,成為日本從戰後重建與經濟復興的關鍵活動;由於舉辦全球矚目的國際活動需要專業設計師投入其間,也是藉由大型賽會活動所需要大規模的規劃設計及應用推廣,得以從國際化規格的實務操作之中培育出優秀設計師團隊。
過往大家對於日本現代設計發展的認知大多是聚焦在1964年東京奧運會、1970年大阪萬國博覽會,以及接續1972年札幌冬季奧運會、1975年沖繩海洋博覽會這四個大型活動,配合這些活動所需要大量的系統設計成為日本揚名立萬的重要事蹟;當年是以勝見勝(Masaru Katsumi,1909~1983年)為首提出「Design Policy設計政策」的系統設計策略,並且邀約原弘(Hiromu Hara,1903~1986年)、河野鷹思(Takashi Kono,1906~1999年)、龜倉雄策(Yusaku Kamekura,1915~1997年)、山城隆一(Ruichi Yamashiro,1920~1997年)、粟津潔(Kiyoshi Awazu,1929~2009年)、永井一正(Kazumasa Nagai,1929年~)、田中一光(Ikko Tanaka,1930~2002年)、勝井三雄(Mitsuo Katsui,1931~2019年)、福田繁雄(Shigeo Fukuda,1932~2009年)、杉浦康平(Kohei Sugiura,1932年~)、宇野亞喜良(Akira Uno,1934年~)、細谷巖(Gan Hosoya,1935年~)、橫尾忠則(Tadanori Yokoo,1936年~)、石岡瑛子(Eiko Ishioka,1938~2012年)等設計師組成團隊,藉由參與上述四個大型賽會活動的設計,讓這批設計家後來都在全球設計舞台展現傲人成果。
因此就此模式來觀察韓國於1988年漢城奧運會、1993年大田科技博覽會,或是中國於2008年北京奧運會、2010年上海世博會,也都是借助全球大型賽會活動做為經濟發展與社會轉型的策略工具,而日本與韓國、韓國與中國相互之間各自接續晚了將近20年的時間,證實日本是亞洲雁行領航的典範;而這種善用國際大型賽會活動作為平台,讓設計師得以有機會躍登全球的設計舞台,具體展現日本現代平面設計發展歷程之中,建立起結構性、層次性與系統性的「人从众」之人力資源培育模式。(見圖1、2)
●圖2:林俊良設計「日本平面設計的前後左右」主視覺
日本平面設計的前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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